基于中国2013—2022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借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据要素集聚对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以及科技创新在二者间发挥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据要素集聚能够有效促进数字新质生产力提升；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科技创新在数据要素集聚驱动数字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组和市场化程度低组，数据要素集聚对数字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组和市场化程度高组更显著。据此，应健全数据要素发展体系、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因地制宜制定数据要素配置方案，提升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

基于2012—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融通创新对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直接影响以及新质生产力在二者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融通创新会加速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并且，融通创新主要通过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助力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成长期和衰退期的企业，融通创新对成熟期企业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促进作用最显著；相较于非国有企业，融通创新更能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据此，应开发多元主体支撑的融通创新模式，全方位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实施差异化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战略，助力企业高质量嵌入数字全球价值链。

数字技术创新通过改变资本和能源要素的配置，对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偏向型技术进步可能进一步影响全要素能源效率。本文采用2006—2021年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创新对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及机制，并拓展分析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能源效率提升效应。研究发现：样本期内，我国城市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我国城市技术进步主要偏向资本，但偏向资本的程度在减弱，且我国城市能源和资本之间总体呈现替代关系。数字技术创新能够促进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数字技术创新能够通过促进能源消费绝对规模增加和相对规模增加，从而促进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数字技术创新对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显著，而在东部和东北部地区不显著。除数字产品服务业外，数字技术创新其他维度均能显著促进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拓展分析发现，当资本和能源为替代关系时，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存在不利影响。

数据要素市场化促进数据高效流通，已成为改善地区金融资源配置、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本文选取我国284个地级市2010—2021年样本数据，基于数据要素交易场所或交易平台建立的外生冲击，采用多时点DID模型实证检验数据要素市场化对地区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显著提升了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机制检验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通过改变地区金融科技水平、产业结构与金融开放环境影响金融资源配置。据此，应进一步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强金融资源供给侧改革，促进传统要素市场与数据要素市场融合发展。

近年来，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现象一直困扰我国经济发展，是各级政府力图解决的一个难题，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具。既有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给我国企业传统的生产经营模式和投融资决策带来诸多深刻的变革，本文基于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动机，以2011—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数字化转型对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经营风险弱化避险动机，还能通过缩小金融与实体投资收益率相对差距弱化逐利动机，进而抑制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在国有企业、高实体投资成本企业以及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抑制效果更为凸显，侧面反映现阶段我国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投资行为是以逐利动机为主导。数字化转型通过遏制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投资，能够引导企业资本回流主业领域，提高实业投资和创新投资水平，推动实体企业主业发展。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数字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是增强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助力生产率提升的重要举措。本文以中国2011—2020年286个城市为样本，考察数字金融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的作用效果最为明显，之后依次为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数字金融数字化程度。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和优化要素配置两种效应赋能全要素生产率，创新驱动效应的贡献度大于要素配置效应。不同城市化推进模式下，数字金融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存在差异。相比于政府主导型和广度推进型城市，市场主导型和深度推进型城市的数字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

本文基于企业垄断竞争模型，采用2012—2022年企业面板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JP〗〖JP2〗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非国有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力调节成本较低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度较高地区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生产率效应、就业效应和劳动者议价能力三条机制路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此外，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能够进一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应坚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调整数字技术进步偏向性，促进效率与公平相兼顾。

要素流动对于破解城乡融合发展难题，建立均衡增长和良性循环的城乡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基于2005—2020年31个省级宏观面板数据，考察土地制度综合配套改革下土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的互动关系及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土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互动效应。土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的互动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土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的互动，通过促进城市化水平、提高产业高级化程度，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此外，土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的互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工资性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为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要推动土地和户籍制度联动改革，扩大人地要素的权利开放程度，强化城乡土地、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完善土地流转和劳动力市场，引导农村转移劳动力参与土地流转。

企业绿色创新对实现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新一轮能源革命以及数字化背景下，利用上市能源企业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路径，并提取多年度组态演化规律。研究发现：能源企业实现绿色创新受到企业内部数字化、动态能力、冗余资源以及外部环境动力、活力、压力等多个前因条件共同作用，并形成了数字化单驱动型、动态能力单驱动型以及数字化-动态能力的双驱动型等三种驱动模式；此外，传统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主要驱动模式为动态能力的单驱动模式，而新能源企业实现绿色创新的主要驱动模式为数字化-动态能力的双驱动模式。

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零售作为挖掘消费方式、创新营销手段、构筑商业业态的重要环节，逐步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前沿。结合“新零售”特征，运用DEA-Tobit模型检验零售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零售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供需匹配效率、降低成本费用、增强研发能力等三条路径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规模效率与技术水平，带动企业绩效提升。其中，企业零售数字化转型对经营效率提升作用最大，规模效率次之，技术进步最小。此外，数字化转型在地区间、产业间、企业间等存在广泛的不平衡性。据此，应合理评估企业零售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正视企业零售数字化转型发展的不均衡性，注重政策配套，进而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数字经济视角，本文以中国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对象，构建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指数，考察城市营商环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城市营商环境呈现先下降(2013—2015年)而后上升(2016—2021年)的阶段性变化特征，营商环境优化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城市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呈现企业、行业及区位的异质性，对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影响更大；数字化转型是城市营商环境影响企业创新的主要作用机制。

平台经济是一种基于数字技术，由平台支撑、网络协同等构成的新型经济模式，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平台经济对居民消费潜力直接影响机理及间接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采用2013—2021年27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平台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效应。研究发现：平台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机制分析发现，平台经济发展可通过提高流通效率、缓解流动性约束和缓解居民收入不平等来促进居民消费潜力释放；异质性分析表明，平台经济发展对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城市居民消费潜力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分析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具有门槛效应。研究结论对提升新质生产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关政策制定有一定启示作用。

当前，数字产业化已从数量扩张走向高质量发展，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的关键节点，有助于改变创新模式，提高绿色创新。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非金融类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和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企业数智化转型如何影响绿色创新，分析治理结构和社会责任的多重链式中介效应，以及不同地区和不同所有制结构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智化转型促进绿色创新；企业数智化转型通过提升高管薪酬激励、董监高受教育水平和董监高老龄化，进而促进社会责任，最终提高绿色创新；民营企业数智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正向作用大于国有企业，且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和治理结构对数智化转型与绿色创新的多重链式中介效应显著，国有企业不显著；东部地区企业数智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作用大于中部，西部地区最小。

ESG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可能成为驱动国际资本流动的新动因。本文基于2004—2021年51个国家面板数据，探究企业ESG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效果、作用机制、异质性表现及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ESG能够显著且稳健地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动；机制分析表明，ESG作为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并增强企业价值的重要工具，会重塑企业价值观，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和金融发展水平途径，促进国际资本流动；进一步异质性分析表明，ESG对国际资本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减特征。因此，考虑到ESG对全球资本市场的重要性，应加快建立健全ESG中国化制度体系，完善ESG披露指南、提高企业ESG信息披露和ESG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