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投资风险、国家距离与我国OFDI布局选择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商业研究

东道国投资风险、国家距离与我国OFDI布局选择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黎绍凯1，张广来2，张杨勋1

（暨南大学 1.产业经济研究院;2.经济学院,广州 510632）

收稿日期:2018-05-10 出版日期:2018-12-10
作者简介:黎绍凯（1990-），男，湖南娄底人，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开放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张广来（1992-），本文通讯作者，男，湖北黄梅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资源环境经济；张杨勋（1992-），男，广东梅州人，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7133300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培养项目，项目编号：9174611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7XJC90011。

Received:2018-05-10 Online:2018-12-10

摘要/Abstract

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空间布局优化创造了平台和机遇。本文利用二阶段引力模型从区位选择与投资行为两个维度分析东道国综合投资风险指数和国家距离因素对我国在“一带一路”64个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综合投资风险指数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与投资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国家距离因素中的制度距离、经济距离、地理距离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与投资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动机的经济、技术、资源禀赋三个方面考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异质性偏好”，经济欠发达国家的综合投资风险指数和国家距离对我国OFDI的影响显著高于经济较发达国家；高技术水平国家综合投资风险指数对我国OFDI的影响显著低于低技术水平国家，而低技术水平国家的国家距离因素对我国OFDI的影响显著低于高技术水平国家；我国OFDI对于资源禀赋较高的国家具有较强的风险偏好性。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对外直接投资, 国家距离, 投资风险

黎绍凯1，张广来2，张杨勋1. 东道国投资风险、国家距离与我国OFDI布局选择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J]. 商业研究.

参考文献

注释： ①六大经济走廊包括：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伊土经济走廊，中新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 ②受版面限制，表中只汇报了排名前十和排名倒数前十国家的综合投资指数。另外，由于部分数据缺失，不丹、东帝汶、格鲁吉亚、老挝、马尔代夫、马其顿、尼泊尔等国家的综合投资指数未纳入测算。 ③由于版面限制，控制变量的结果未在表中全部列出，其中Control_var代表控制变量。参考文献：［1］程时雄,刘丹. 企业异质性、东道国特征与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J］．经济经纬, 2018(4): 50-58. ［2］Helpman,E.,M.Melitz,and Y. Rubinstein.Estimating Trade Flows:Trading Partners and Trading Volume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8,123：441-487．［3］Heckman,J.Sample Selection Bias as a Specification Error［J］．Econometrica，1979,47：153-161．［4］杨亚平,高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选址——制度距离与海外华人网络的视角［J］．经济学动态,2017(4):41-52. ［5］方慧,赵甜.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国际化经营方式研究——基于国家距离视角的考察［J］.管理世界,2017(7):17-23. ［6］刘青,陶攀,洪俊杰.中国海外并购的动因研究——基于广延边际与集约边际的视角［J］．经济研究,2017,52(1):28-43. ［7］Buckley,P.J.,J. Clegg.A. Across,P.Zheng,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7,38(4)：499-518. ［8］蒋冠宏,蒋殿春.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引力模型的面板数据检验［J］.世界经济,2012,35(9):21-40. ［9］王永钦,杜巨澜,王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制度、税负和资源禀赋［J］.经济研究,2014,49(12):12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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